有趣的深度投资思考
从任何角度去观察，新加坡都像是香港的一个镜像。
新加坡719.1平方公里，香港1106.34平方公里；新加坡人口564万，香港人口745万；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核心，是国际航运大动脉的节点，香港则把守珠江三角洲，以整个广东甚至全中国为腹地。
香港和新加坡都位列“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享受全球化机遇带来的经济腾飞，成长为金融中心城市；但同样受制于类似的地理环境：身处小岛，面积狭小，各类资源严重匮乏，农作物食物甚至是淡水都需依靠外部输送。
对两座城市影响最为深远、在几十年间最有权势的家族，也都姓李。
高楼林立，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夜景靓丽。在上世纪90年代，两座城市都是大陆人可望不可及的人间天堂。然而随着中国大陆城市建设越来越发达，香港和新加坡却走上了不同的岔路。
香港以更大的土地面积、更多的人口、更好的地缘经济环境，收获了更差的经济表现。到2019年，香港人均GDP4.87万美元，新加坡则是6.46万美元——这还是建立在香港有一批世界级富豪拉高平均数的基础之上。
虽然有些难以接受，但香港人的实际财富和生活水平，都已经落后于新加坡一个数量级。
众所周知的是2014年以来，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风波事件。而不被人所熟悉的，则是风波事件背后深刻的经济背景。一系列的经济布局、政策制定之间的差异，最终形成了两座“镜像之城”不一样的现状。
相比香港，新加坡更早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走向自治。1959年，李光耀所在的“人民行动党”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由他本人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从此开始自己传奇的执政经历。
那时候的新加坡一穷二白。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的数据统计，1959年自治之初，其失业率高达13.6％，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米，约有1/4人口挤在贫民区，1/3居住在非法搭建的棚屋，只有9％可住条件较好的公共住房，“房荒”问题十分严重，“罢工”事件频发，社会极不稳定。
1960年，自治之后的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利用国家财力，新加坡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建造了一批小户型房屋“组屋”。建设房屋之后面向月收入较低的家庭进行出租，并且只租不售，租金一般不超过住户月收入的20%。
几年之后，李光耀再次推出“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向低收入家庭以很低的价格出售房屋。在建国前五年的时间里，这些政策一共提供了5.5万户房屋，解决了全国25万人的居住问题。
这些有利于中低收入者的房地产政策被长期延续了下来。时至今日，“组屋”仍然是新加坡数量最多的房屋。大多数低收入家庭、一些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都选择租住其中，虽然户型较小，但各种设施也都齐备完善。
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则可以选择购买可供出售的组屋，价格同样相对低廉，并且政府会配合以各类低息贷款、优惠补贴。但对于能够购买组屋的家庭，新加坡进行了严格限制，例如三十五岁以下的单身汉不得购买，高收入人群不得购买等等。
（新加坡被称作花园城市）
新加坡政府为了控制房地产投机炒作倾尽全力，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严刑峻法，非常严格的控制组屋流动，规定新组屋必须住满五年才可以转售转租，对所有房屋的交易都设置各类税负，并对非新加坡居民购房征收高额税负。那些敢于违规转卖、资质造假的炒房者，则需要面对6个月的监禁。
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购买价格较高、面积较大的商品房则是最好的选择。由于国土面积狭小、人口稠密，新加坡的商品房价格同样非常高昂。
但和香港不一样的是，这些高价商品房更像是给高收入群体的“特供商品”，低收入群体可以得到更多方式从政府那里获得住房保障。
新加坡这座小岛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连接亚洲市场的纽带，来往客商密集，转口贸易繁荣。在自治早期，新加坡几乎没有资源积累和资本积累，最可依靠的就是自己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
1960年，全新加坡绝大多数人从事传统的贸易零售和相关产业——也就是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做做倒爷。这部分产业在全国GDP的占比高达27.9%，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超过了当时金融行业和制造业的总和。
如果从“禀赋优势”的角度考虑，新加坡应该更加充分的发展贸易业务，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最粗壮的关节，但李光耀并没有这么做。
1961年，李光耀政府就开始计划在新加坡到西南部海滨的荒芜之地兴建“裕廊工业区”，这是整个亚洲地区最早成立的开发区之一，面积达到了6480公顷，相对于新加坡狭小的国土来说这是一个不算小的数字。
李光耀政府投入了一亿新元对开发区进行了为期7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设置了专门的政府部门以管理开发区事宜。
1962年，“大众钢铁厂”奠基，成为了入驻园区的第一家企业。随后，包括纺织服装、玩具、木器、各类生活用品的生产企业纷纷出现并入驻，并且很快就有石油炼化等大规模重工业企业入驻园区。
（裕廊工业区内有大量炼化企业）
到1970年左右，园区内的企业数量超过了8000家，从早期的初级产品、轻工业生产发展成为包括石化、修造船、工程机械等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并且将注重工业制造的经济政策延续至今。
至今，新加坡已经是全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世界石油产业链和大宗商品的重要中枢，拥有石化、电子业、机械制造和生物医药四个支柱产业，第二产业占到全国GDP的三成左右，与老牌工业制造强国日本、德国相当，高于英美法等传统工业化强国。
几乎在同一时期，香港和新加坡一样，借助欧美产业转移的东风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到1970年，工业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香港总出口的80%以上。
但遗憾的是，随着金融产业在香港的蓬勃兴盛，随着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香港逐渐放弃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不再将工业视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根基，而是全面投入了金融与地产的怀抱。
这一转变从李嘉诚身上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来：一个靠塑料花这种典型轻工业制造企业起家的朝气青年，最终蜕变为老气横秋的房地产商。和他一起老去的，还有整个香港的产业命运。
香港选择抛弃工业制造业炒起了楼，这时新加坡人仍更多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中。
李光耀其实也非常重视金融业。特别是在1970年代后期，新加坡在工业制造领域面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竞争，出口增速放缓。这时李光耀明确提出“新加坡的未来在于我们的脑子，而不仅仅在我们的双手”。
从1979年开始，李光耀推动新加坡大力发展包括金融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但与此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制造业的重视，而是让金融业与制造业齐头并进。
1973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成立。到1978年至1983年间，新交所设立证券金融公司、证券结算与电脑服务公司和保证金交易机制，此举提高了市场资金周转率，加速了交易进程，并降低了管理成本。
金融产业发展到1995年，已经占到全国GDP的近三成，1996年，新证交所上市公司数达226家，总市值2559亿新加坡元，成为亚洲仅次于东京、香港的第三大交易所。
如今，新加坡则拥有包括新加坡银行、星展银行、大华银行、华侨银行、大东方保险、万代兰金融集团等等在内的众多知名金融和投资机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新加坡最大的主权财富投资机构淡马锡。
1974年，李光耀为了更好的管理和持有新加坡政府所持有的投资和资产，设立了淡马锡公司。这个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让财政部扮演决策和监督的核心角色，但是在业务和投资层面，则是完全以商业原则进行经营。
在1970年代末、80年代早期，新加坡的制造业不断升级，所需要的基础资本投入原来越高，规模较小的私人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大量投资的需要。
在这种局面下，淡马锡通过旗下数十家子公司直接参与或者投资持股各类企业，帮助这些企业以“公私合股”的方式发展壮大。
（淡马锡已是新加坡在金融领域的标志）
在国内获得成功后，淡马锡积极开拓岛外市场，面向亚洲甚至欧美市场进行各类股权投资，中国大陆也成为了其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新加坡通过淡马锡的投资，使国有资本得以更好对国家经济进行把握，并且保值增值，“淡马锡模式”成为了新加坡经济的一张金字招牌。
金融业的繁荣，国有投资企业淡马锡对于国内实业企业的支持，反过来促进了新加坡原本就比较发达的制造业。
一滴原油都不产的新加坡，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石油炼化中心，年炼油量达到一亿吨以上，各种橡胶、乙烯等产品产量巨大，中国至今也要从新加坡进口大量的石油炼化产品；
在电子行业方面，人们更多的了解台湾发达的电子制造工业，但新加坡同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之一，芯片半导体产量全球第二，硬盘等关键部件的产量全球领先，拥有包括伟创力、特许半导体等知名企业，最近几年才有所下滑；
生物医药方面，新加坡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中心，全球几乎所有顶级生物医药公司都将新加坡视为重要的创新和生产的基地；
同时新加坡也成为了亚洲临床研究和试验管理活动的中心，吸引了大量医药公司前来设立临床试验中心，包括诺华、默沙东、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安万特等等。这些机构的投资动辄以十亿百亿美元计算，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受益于传统的东西方贸易交流，粮贸行业也是新加坡的传统优势项目，代表企业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粮贸商之一丰益集团，旗下有包括金龙鱼、胡姬花、香满园等一系列中国消费者熟悉的粮油品牌。
另外，由于各类产业的均衡发展和不断进步，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同样兴盛，也涌现出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地产和酒店类企业，包括新加坡首富黄志祥和黄志达兄弟执掌的“新加坡远东机构”，郭令明执掌的新加坡丰隆集团，淡马锡旗下的凯德集团等等。
就连军火和航空发动机等高精尖的制造业，新加坡也不遑多让，甚至可以向英国、法国等军事强国出售武器装备和关键部件等等。
（李光耀与李嘉诚）
新加坡以区区一岛之地，实现了香港、台湾甚至是中国大陆在短时间内都难以企及的产业深度和高度，这座“李家城”的能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也给迷茫于要何去何从的香港市民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将金融和房地产视为核心支柱的产业的香港，曾经错失了包括制造业升级、电子工业、互联网兴起等多个产业发展的机会.但依靠巨大广阔的大陆市场，投融资市场仍然繁荣，房地产价格也仍然在不断的上涨。
新加坡没有如中国一样庞大的经济腹地，但成功实现了金融和实业的融合发展，各大经济支柱产业共同进步，反过来带动了金融业的进步和房地产价格的长期上涨，并且没有造成普通百姓的居住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加坡从没有放弃过将制造业，一直将其视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使得全岛各类工作岗位丰富，数量众多，人们的就业和体面工作得到了保障，这是严重依赖金融地产的香港所无法做到的。
如今新加坡目前一切的成功，都与上世纪60年代李光耀政府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密不可分，因果相循。半个世纪前的远见，让所有新加坡人受益至今。历史会记住人们的每一个选择，也会给予它应有的结局，或早或晚，或好或坏。